被精神层面的差距所抛弃的爱情与婚姻

　　被精神层面的差距所抛弃的爱情与婚姻

　　文/吴琼

　　在中国人的两性关系中，绝大多数情况下，女人似乎都是处于被动状态。无论是书籍、影视剧和口耳相传的故事中，随处可见的情节都是男主角在事业或是其他方面有了更好的发展，张开双翅飞向了更高更远的地方，留下他的妻子或是恋人在原地守候。起初这两个人相思满满、鸿雁传书，后来渐渐地男主角另结新欢，一直等着他的那个女人悲痛欲绝，这个男人顺理成章地背上骂名。故事的结尾往往会安排他鸡飞蛋打，新欢与旧爱哪一个都没有得到，然后读者拍手称快。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礼教和男尊女卑的制度遗留下来的产物，即便是到了今天，在人们的思想中多多少少也还残存着一点这样的模式。

　　1957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了一部老电影《谁是被抛弃的人》，影片讲述的是某机关办公室主任于树德与结发妻子杨玉梅长期两地分居，在一场新年联欢晚会上，他以未婚者的身份用甜蜜的言语俘获了本就对他产生了好感的少女陈佐琴的芳心，进而俘获了她的身体。在陈佐琴遭受怀孕和得知于树德已有妻儿的双重打击下，于树德大费周折的迫使杨玉梅办理了离婚手续，没有心思再去听旧人哭，本以为可以就此与新人同笑，可没想到陈佐琴也认清了他的丑恶嘴脸，将其告上法庭。

　　1982年第三期的《收获》发表了著名作家路遥的小说《人生》，并获1981—1982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小说中的男主角高加林虽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但却因为高中毕业，偶尔在报纸上发表诗歌，一直在学校做代课老师，没有参与过农业劳动。教师的名额被别人顶替，他不得已拿起了农具走进了田地。一直暗恋他的农村姑娘刘巧珍曾觉得自己没有文化配不上他，在他落难之时终于鼓起勇气，拒绝了家里安排的相亲，拒绝了别人的追求，向高加林表白。高加林对刘巧珍也是十分喜欢的，却始终心有不甘，觉得自己应该飞向更广阔的天地。终于，高加林通过关系到城里从事宣传工作，同时也遇到了故交——与他同样受过良好教育、热爱写作的黄亚萍。之后的情节发展可想而知，高加林移情别恋，刘巧珍成了被抛弃的对象。再后来，巧珍嫁做他人妇，高加林凭关系找工作的内情被揭发，重又回到了农村。

　　诞生于那一时期的作品，无论是《谁是被抛弃的人》还是《人生》，一定都是意在告诉我们做人要有良知，感情不能始乱终弃，一定都是在揭露诸如于树德、高加林之流的人性的丑恶一面。然而，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重新回过头去看待两地分居的男女谁抛弃了谁的问题，于树德另结新欢、高加林移情别恋，真的是因为长期的寂寞难耐，或者是有了更好的发展的男人对留守在原地的女人的嫌弃吗？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细看内中曲直。杨玉梅在抗战中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于树德，两人因此相识相爱，结婚生子之后，于树德步步高升到了机关办公室主任，每天接触的是报纸、文件、新时代的青年、各种公务，而杨玉梅还在生产队进行劳动，每天做的事情是干农活、照顾孩子、操持家务，他们成了两个世界里的人。高加林在城里工作，与黄亚萍谈论的是诗歌，偶有一天巧珍去看他，对他说，家里的母猪下了几个猪崽，死了几个，还剩几个，完全没有了共同语言。首先我们要承认的是这两个男人自私自利，对家庭与情感完全没有责任和担当，这两个女人都是受害者，都是善良、勤劳、淳朴、肯为另一半默默付出的贤妻良母，可是，无论是爱情也好，婚姻也罢，必不可少的是精神层面上的共同进步。当然谁也不敢保证有了精神层面上的共同进步，这两个始乱终弃的男人就不会抛弃那么好的女人。但试想一下，如果杨玉梅和刘巧珍所从事的工作，或者生活圈子，每天接触的也是科学文化知识，能够接收到新鲜的事物，在肯于对物质生活辛勤劳作之余，也多了几分精神世界里的追求和思想层面上的进步，那么，即便是不能时时在一起，即便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她们被抛弃的可能性是不是也会大大降低呢？人类是有更高层次上的精神追求的，既然穿衣蔽体就可以御寒、可以遮羞，为什么还想要穿的更漂亮呢？既然喝水就可以解渴，为什么还要品茶呢？既然吃饭就能填饱肚子，为什么还要分好不好吃呢？

　　无论是恋爱还是结婚，无论是想走到一起还是走到了一起想一直走下去，这两个人都是要共同进步的，经济上可以有差距，但精神上永远是要旗鼓相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