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乞艺人

　　如果我说乞丐是我文艺情怀的启蒙老师你信不信？但至少可以说，少年追星现象不自今日始。而且，在当年追星中我还得出两大结论：一是文人固穷，二是文艺特长又不失为一只穷途末路时聊以糊口的饭碗。

　　好了，闲言休叙，给大家举荐三位早年间我追随过的乞丐艺人。

银魁

　　银魁的特长是说书，当然只是副业，他的主业是乞食为生，以副促主文化兴丐战略而已。我听他说书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收听戏匣子里的田连元、刘兰芳之前了。他百说不厌的段子叫做《左连成吿御状》。

　　他叫个银魁，容易让人联想到李逵，50岁上下，长得五大三粗黑铁塔一般。大家记住他，主要不是因为他枉有一副好皮囊讨吃要饭，而是因为一个长成这副德性的家伙，居然也能够成为名震翠峰山区的斯文说书人。

　　他从河南黄泛区逃灾行乞而来，然后落地生根。这侉子一口河南话始终没变，“中，中，中”，连珠炮方言本身就自带三分艺术性。我们那一带有句警告孩子下河游泳危险的说辞，叫做“你想到花园子吃麦子去啊？”“花园子”也叫花园口，位居黄河下游的平原地带产麦区，因为远，即便游去了也怕早丧失了“吃麦子”的能力。“吃麦子”就是吃白面了，那时，我们和白面那是牛郎织女的姻缘，一年只有七月里一次“鹊桥会”相见，多金贵呀！能吃到麦子的地方那肯定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天堂了。银魁正是来自天堂的奇人，竟然舍弃天堂麦子降落人间来啃我们的山药蛋。——我们“大山里没有好茶饭，只有莜面烤酪酪山药蛋。”银魁说黄河流到他们那里就变成了高高在上的地上河，蒋委员长曾在那里决堤放水抵御过日寇，同时也造就了一次人祸洪灾。银魁该不会是那一次逆流而上来在河曲的吧？时间上似有巧合，天下无巧不成书，他没有说，谁知道呢！

　　他不大愿意被人称为黄泛区人民，而自称中原人民。中原逐鹿，那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一方文明发源地文化厚土。说书家银魁，就属于得地独厚吧？他来时孤身一人，游走四方，吃百家饭，那时以为他只是书生落难一时遇坎，没想到他把行乞也当天堂了，一发不可收拾，不过人各有志不能强勉了。

　　来后他很快选定在翠峰北侧一个就近交通的白草坡村插队落户，银魁坚持“自力更生”兔子不吃窝边草，村里乐得引进了一个现成而又廉价的文艺人才。给村里增了乐趣，也给村子增了乐善好施好名声。可谓双赢。人活名声，村子也是活的个名声。没有好名声小伙子难娶妻，大闺女难嫁人。吃百家饭的银魁，游走他乡就是义务宣传员播种机，白天他拖一根打狗棍挨村逐队“排门子赶路程”，夜宿当地饲养院就耍嘴皮子说书，自报家门相当于插播广告，既说黄泛区的苦，也说白草坡的好。前一句是博同情，后一句是套近乎。两手抓为着一口饭，出门三辈小，这张口饭它不好吃。亏了说书能耐抬高了他的身价，拉近了他和在地群众的距离。很快打开局面成了以饲养院为根据地的座上宾。

　　提到银魁，就不能不提到饲养院的水瓢。

　　那时，各村饲养院清一色都有一只与特大水瓮成龙配套的“一大二公”铁制大水瓢，银魁一来，这水瓢就必须得放下牛驴骡马优先和银魁成龙配套。

　　多为晚饭时分，饲养院里忽然传出紧一阵慢一阵的水瓢敲击声，这是类同号语旗语的“瓢语”，是银魁在昭告全村：说书的先生我来了！贫下中农顶梁柱，集体经济聚宝盆，大水瓢其实也不是要蓄意摆大集体的谱，饲养院六畜兴旺，水瓢小了怎么行？而且“众人的老子没人疼”，也确实需要耐用结实一点不是？于是水瓢大了声若洪钟，偏远山坡上放羊汉都听得分明。这办法自然是借鉴戏班“打通”招人办法，三通鼓响好戏开场；一些鼓书迷就开始向饲养院方向运动集结，有性子急的不惜暂放已经端起的饭碗，一路小跑直奔饲养院而来，赶早一步炕头才能抢占到座位，那些一边迈着方步一边用指尖剔除牙缝里绿菜叶子的人士，就一定是每临大事有静气的不俗人物了。

　　其实皇上不急太监急，往往他们赶上的只是这个讨吃鬼银魁的“耍瓢摆谱”——他在那里从容做饭吃饭。刚刚还在以瓢代钟，现在那个大水瓢就转而变成了他的做饭的“锅”和吃饭的“碗”，一般是煮几个讨要来的山药蛋，偶尔也用讨来的米煮粥吃。这家伙特别大肚肠好饭量，三四颗山药半碗米的粥，狼吞虎咽一会儿吃得“锅”光“碗”净。横肉老脸稀疏胡须上都挂满了饭渣子，顺手折一根笤帚菥蓂子开始慢条斯理地剔牙，好像刚刚吃罢的是肥酒大肉。

　　大概银魁是把这大庭广众之下的“粗粮细做”和“细嚼慢咽”也当做了广告插播吧，一些脑子容易发热的粉丝就投其所好经常随身携带一点米和山药蛋来充当门票见面礼，物质换精神，也算双赢。对此馈赠式施舍，银魁要习惯性深施一礼伴随甩一句拖腔过去：“中，中，中，你对我再好也不能了！”感动的好像还会有泪花溢出。就是这样，银魁连乞讨主业都打破常规多用这种“守株待兔坐收渔利”式方法了，进村不入户，就像告状的左连成走捷径敲堂鼓，他直奔饲养院就敲开了水瓢。但如果你就便有什么事情需要让银魁帮忙搭把手，那可就对不住了，懒得出奇的他，必然会川剧变脸哭丧着甩过另外一句拖腔来：“那你还不如一刀把我杀了！”说这话时还辅之以脖子一梗，侧翻巴掌比划一个当年日本鬼子“斯拉斯拉”的手势。“再好不能”和“把我杀了”这两句应对不同需要的专用“外交辞令”，其实都是有口无心，却经常像饭渣子一样悬挂在银魁嘴边。

　　包括“铁粉”在内，人们渐渐发现了这个好吃懒做家伙的“套路”玩得够深，或许长期饭来张口的生活习惯养成了他的富贵臭毛病吧，算不上文人无行，顶多可以说是人无完人。因此，就也有不给他留足情面的人当场借助玩笑也给他回复赠言两句：“说吃你顶个牛，说做你顶个毬。”“楞摆楞，你哄人没远近。”银魁没脾气，还连连点头称“中”：中，中，中。也不知道“中原人民”是不懂装懂，还是懂装不懂。

　　但在说书场上他却从来不曾偷懒，进入状态地说，有声有色地说，为他以丰补歉挣回来丢失的面子，也凸显了中原人民文化自信的底气。当然了，上下五千年，故事万万千，有时张冠李戴串了戏码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事，偶有瑕疵不足为奇，比如他经常把哪吒闹海和孙悟空龙宫探宝混为一谈，也经常把秦琼卖马和杨志卖刀强拉硬扯到一个集贸市场上，他甚至毫不迟疑加以断定，鳌拜就是龙王……还比如，《说岳全传》里的这个“传”字，他不读zhuan音，而读作chuan音，好像也不属于河南方言。就地取材胡摊乱派，就如同他逮着了饲养院里的水瓢。

　　对了，说书的银魁更离不开这水瓢。

　　晚饭吃罢，说书开场。一只饮牛木盆翻扣炕上权当是鼓，加上这万能水瓢可算是就地取材锣鼓齐备了。响动一开，精神上来，银魁进入了说书表演角色。银魁会说的书不少，都是古董书，什么《三侠五义》《七侠五义》《说岳全传》《刘公案》《施公案》……形式上说唱结合，内容上尽可能照顾到老少咸宜。现在回想，好像他没有散布过什么太过糟粕的东西，基本秉承了正能量。

　　我听他说的最多的是《刘公案》里的《左连成吿御状》：

　　“一十二岁你告国泰，长大成人你告朝廷”。

　　敢于击堂鼓，不怕滚钉板，这个左连成，是个上下五千年赫赫有名的少年越级缠访户，倚仗朝里大清官背锅子老刘墉，为民请命，扳倒了贪官。故事本身扣人心弦，何况故事主人还是个我的同龄人呢。时间久了，发现银魁的完整故事翻来覆去也就那么寥寥几个，基本属于段子手水平。而且他乡音浓重听来似懂非懂。好在似懂非懂增加了神秘感，好在流水作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才不至于步入窘境大露马脚。估计他识字也不会多，仅有的段子，很可能只是他从小爱听人说书唱戏又凭了点好记性，于是口口相传小倒小贩。

　　有年头不见，银魁突然就老了，走路步伐蹒跚，一根打狗棍变成了拐棍，摇摇晃晃背着一个乞食袋子挨村串户（看来送货上门的人见少了），依然夜宿饲养院敲着水瓢木盆说书，依然用水瓢煮粥煮山药蛋，可显见他说书口齿不清吃饭饭量也锐减了。那时开始了“破四旧”，公社干部说他涉嫌贩卖封资修黑货，说“左连成吿御状”有煽动群众上访嫌疑，连讨吃要饭一并被归类为“盲流”了。他呢，既不会推陈出新，也懒得学习左连成上访告状，甚至还违心地捏下音说：“中，中，中。”时代在进步而他在退步，艺不养老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后来我到邻村水泉当民办教师，在那里的饲养院我最后一次听到了银魁的说书。村里去听的人寥寥无几，看着这个外来侉子的恓惶晚景，一时动情的我，给他专门组织了一个小小的学生专场，美其名曰“传统文化鉴别课”，现场互动热络，孩子们该鼓掌的时候还鼓了掌。倒不是我逆时代潮流而动顶风作案，只是作为曾经的粉丝，特意想在说书生涯上给老人打造一个“圆满的句号”。银魁那回还真的流下来眼泪，哆哆嗦嗦说：“中，中，中，你对我再好也不能了！”我说：“年龄不饶人，回家干点别的，以后你就不要再到处说书了。”感动泪水未干的他，马上脖子一梗回击道：“那你还不如把我给一刀杀了！”

　　后来再没有见到银魁。

　　据说是他病了，据说他在白草坡当了“五保户”。银魁从此淡出江湖，至少是淡出了离乡进城的我的视线。只是后来偶尔在戏匣子里聆听刘兰芳、田连元们说书的时候，或者偶尔在农村看到也已“淡出江湖”的古董旧物大铁水瓢的时候，我就由不得要联想起银魁，联想起这个以说书为“诱饵”发明了“守株待兔坐收渔利”乞讨法的乞丐来。

增友

　　头上老要扎一条红布带的增友，是知识型乞丐，也是多面手艺人。唱歌也唱戏，唱古更唱今，有时自编自演，有时移植传承。

　　我见到增友也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时看上去他不到40岁，个头不高，脸布红丝，是紧邻保德县城的郭家滩村人氏，应该姓郭。保德穷山恶水乡土硬，口音倔得棉裤腰似的，可他说话唱歌分明带一点娘娘腔。人善良了就是天然亲和力，无论走到哪里，大人小孩都对他信任有加热情追捧。将近不惑之年的男子汉了，不知怎么却要以“刘胡兰姐姐”为偶像，因为他虽然也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但《我们是刘胡兰民兵班》才真正是他最拿手最叫座的保留节目：

　　我们是刘胡兰民兵班，

　　时刻想着刘胡兰。

　　姐姐的精神鼓舞着我，

　　不怕艰苦不怕难。

　　他用保德方言歌伴舞表演的这首革命歌曲，雄赳赳气昂昂，特别有味儿也特别有范儿。以最后两句为例，“姐”要读作“jian”，“我”要读作“e”，“艰”要读作“jia”，“难”要读作“na”。当地人听起来，简直就是点石成金再创奇迹了，一个操着浓重保德口音的刘胡兰姐姐很快便深入所到村落的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归根结底这要归功于英雄的感召榜样的力量啊！还有就是文艺的感染力，与增友的成功表演广泛传播当然也难以分开。我那时的偶像是小铁锤：“小铁锤，十五岁，个子矮矮的，很结实。”那时的课文里这样说。刘胡兰也是十五岁，看来这是个出产英雄的年龄。

　　增友的“文化下乡”也是夜宿饲养院，但他的表演却一定是要放到街头上去的，因为他了解延安时期的街头剧的威力。他编导演一体化，一人撑起一台戏，随身自备的道具有两件，一把白色纸扇，一条红色头带。通常表演时都要倒罩毛巾头打红结还要用红泥子涂抹脸蛋呢。他的表演是自个儿折腾载歌载舞，看懂门道的人说，他的戏路很有陕北风范。增友村子郭家滩紧邻黄河，黄河彼岸就是陕北，这个推断没有走眼。

　　人们进一步传说，这样一种深入骨髓不俗的追求与情怀，与他一段非凡的革命经历有关。他是著名的晋绥边区第二中学俗称老二中毕业的学生。初建于河曲海潮庵的老二中，后来长期在增友老家保德郭家滩二郎庙上办学，最后迁到五寨老爷庙，这样云游僧人似的轨迹皆因时局动荡，这是个我党在晋西北老区创办的培养抗日干部的半军事化战时学校，增友自幼聪慧，又且要求进步，入学此校属于近水楼台更属有缘相会。

　　据说他在学习期间就是个文艺骨干有志青年，而且特别在追随妇女解放运动方面积极肯干，相传那时他就串演过革命妇女节目，也具体参加过针对缠脚陋习开展的妇女放脚运动，“时刻想着刘胡兰”，说到底其实就可能与他这个早期奠定的革命理想有关。老二中藏龙卧虎出人才地球人都知道，出来的学生要么战死疆场英名流芳，要么就当了县委书记“七品”以上大官，老二中而与讨吃鬼这一对风牛马词汇相链接，恐怕就非增友莫属了。但知识型革命化都沾边的增友，一条红飘带就寓意深广，再加上纸折扇点缀，在乞丐行列里就显得特别与众不同。因为水平和觉悟在那里放着，即使讨吃要饭，增友也被公认不失为红色乞丐；他始终坚持主旋律，是时代歌手和那种富于革命创造性和政治敏锐性的歌词作者。作者懂吗？离作家不远了。

　　说及他的创作我们不妨依然举例说明。增友戏路子较宽，创作路子也宽，上应天时，下接地气，有时很难界定他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无论什么主义，一定要坚持“正气凛然”。比如有一首即兴歌词创作是这样的：

　　中国的军队吃的大米白面，

　　美国的军队吃的粗茶淡饭；

　　中国的军队穿的绫罗绸缎，

　　美国的军队穿的稀巴烂。

　　真叫个黑白分明天差地别，在鲜明对比中凸显炙热爱国情怀。真是难为他了，一个比“美国军队”好不到哪里去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中国乞丐，首先关注到的是咱们人民子弟兵的衣食住行，为他们衣足饭饱甚至锦衣玉食而点赞而叫好而骄傲，至少算是个奉献良好祝愿吧，前方将士闻之能不欢欣鼓舞？赢得观众阵阵爱国掌声那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为国争光也附带地为自己争了光，爱心搭桥，增友随之受到所到之处的更高规格的礼遇，在我印象中，他成为唯一经常受邀进家甚至上炕和主人共同进餐的有脸面乞丐。虽然端上来的暂时还不是大米白面，但也没有必要和咱前线将士们攀比计较是不是？

　　人民拥戴，于是增友就更加忧国忧民，还一直“忧”到古代的黎民百姓那儿去了，比如他还有一个保留节目那就是《明公断》中秦香莲的选段。秦香莲何许人？和刘胡兰姐姐一样其大名地球人都知道。她是宋朝年间被一个叫做陈世美的白眼狼遗弃的发妻。其实她也堪称女英雄，古代的反腐女英雄，经过锲而不舍努力扳倒了一个“犯错误的中央大干部”（增友语）。左连成反腐靠的是刘罗锅，秦香莲反腐靠的是包青天，可见办好事办赖事都必须朝里有人。表演秦香莲难点多多，关键在于直逼你演员泪腺功能发挥的极限，一哭到底，还要哭出板眼哭出花样，最起码要求是哭出真泪来。当演员能不能说哭就哭说笑就笑，那可是衡量艺术水平的硬指标了。因此这出戏观众爱看而演员怕演。却成为增友最拿手的一出好戏，容易吗？

　　他是真哭，根本不需要像某些演员事先准备干姜面面辣椒水水来造假催泪。只见他白羊肚手巾改为倒扎，再把一条脏兮兮红布带条拿出来往头上一箍，两个红色垂肩飘带就开始随风飘扬起来。——红头带其实也是他男扮女装的标志物，大家已经看到了，从唱刘胡兰到唱秦香莲，增友他是专攻旦角，他的特长就是男扮女装，生活中的他，也被人认定有点男扮女装。被负心郎陈世美遗弃之后又被几番追杀灭口的秦香莲，万千冤屈集于一身，增友选唱这出苦戏，无形中提升了自己的艺术标高。增友也不得不承认，每演好一出秦香莲相当于要小病一场。他的追求是，不但自己要掉真泪，还扬言要赚取到观众的眼泪，这样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增友到底有没有这个本事？开初大家心存疑虑。就算你再“不怕艰苦不怕难”，别人的眼泪也不归你管呀！开唱之前他说要先物色一个托儿，他说对这个托儿要求不严，只要是能数见三五孔窗眼子的成年观众都行，要领是只要记着在他入戏太深的当口，把他拽起唤醒就行，不然怕出事故。增友说他是入戏容易出戏难，这叫“救场”。开初人们只道他是在开玩笑卖关子的，大家催促说好戏快快开场，于是增友手持纸扇急匆匆就碎步上场：

　　堂鼓儿不住响连天，

　　包相爷那里传香莲。

　　我手拖女来再拉上男，

　　母子三人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来在大堂前……

　　这回是山西梆子，但塑造的依然是一个保德乡音的秦香莲。秦香莲来在了“大堂前”，秦香莲跪在了“地流平”，直到双膝跪地“秦香莲”由说转唱，由唱转哭，由假哭转真哭，由小哭转大哭，悲声嚎啕一发难收，好多围观者也一步步不自觉积极跟进互动起来，本该“救场”的时候到了，可受托人只顾管自哭天抹泪，竟忘记了肩负使命没有及时出手“救场”，竟让跪在地上的增友一口气憋晕过去，险些就缓不过劲儿来，多亏有年长观众在场，出来狠狠掐住了他的鼻舷子，才侥幸避免了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好悬！人们这才记起戏场的增友来自半军事化学校，军中无戏言哪！事后仔细思量，人们怎么都觉得有点夸张得不可思议，除非增友身体本来就潜伏了癫痫病什么的诱因。

　　河曲保德相邻，郭家滩离我们村不算很远，很快有心人就外调内查清楚，果然增友的过度入戏另有深层次原因。他本来有一个像样子的家，生活水平介于“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之间，原来半军事化学校没有改变增友的生性柔弱，加之择偶不当婆姨又着意选了双“天足”娇着宠着，对外宣称他要耕种解放妇女的家庭“试验田”。这样子他五大三粗的婆姨就被娇宠出来一点“大女子主义”，渐渐不把他这个一家之长放在眼里，而且背着他开始移情别恋招蜂引蝶，开初有人提醒他必须改弦更张严加管束，“婆姨三天不打，上房搬脊溜瓦。”“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道理讲了一大堆，可他就是死活听不进去。这个善良而固执的保德人，他说妇女解放是大势所趋。不料那婆姨解放的越来越没了底线，不依不饶得寸进尺，终于明目张胆引狼入室，置增友着眼解放妇女进行感化和后来多次郑重严正抗议于不顾，纵我待你如初恋，你却虐我千百遍。大敌当前，他仍没有近学刘胡兰抗争，远学秦香莲上访，惹不起咱躲得起，最后选择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的路线，戴一顶绿帽子离家出走，相当于是牺牲自我成全了那对狗男女，让他们顺利完成了鹊巢鸠占。家给毁了，他被人家也是被自己逐出了家门，相当于看破红尘出了家，他的出家是云游僧人四海为家，开始了流落他乡乞讨度日。也算家门不幸，是家里出了个女“陈世美”，才造就了他这个有家难回的男“秦香莲”，他终于稍有醒悟之前雄图大略有养虎为患疏漏。妇女解放“试点”失败，可失败者成功之母，他坚信解放妇女大方向不会有错，要错就错在操作层面，操作上也许他太书生气了点儿。如果说男扮女装里隐伏着他秉性上的局限，那么“苦日子咱唱着过”就是他的自我解放运动了。唱刘胡兰，唱秦香莲，都是他从头再来的一种艺术宣言；而头扎红飘带，其实就是他为自己改变帽子颜色战略亮出的一面小小旗帜。

　　人非圣贤孰能无情？伤心难过还是难免，人道“男人难活唱大戏，女人难活漾大气”，“漾大气”就是哭，被人讥为男不男女不女的增友，干脆就将一唱一哭兼收并蓄。唱刘胡兰其实是唱一个理想中未来的自己，必须要有雄赳赳取向；哭秦香莲其实就是在哭现实中的自己，难怪要那样深度动情悲痛欲绝呢！

　　知此底细后，社会反响趋于多极。有人摇头叹气添杂音，说道：“老实是无用的别名，百无一用是书生。”也有人说“老实常在，脱空常败。”还有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舆论不一，行动一致，大家对他敬畏之外添同情，陪抛眼泪自然不成问题，还纷纷慷慨解囊——当然囊里只有小米子山药蛋不可能有白花花的银子。但他并不多要，因他有家胜无家，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有感于他的知足常乐，人们夸赞他不愧是接受过“高等”教育革命熏陶的人才。

　　而他自己呢，没有被生活阴影所笼罩，仍是继续忙于男扮女装唱歌演戏，走村串户与民同乐。

二红

　　二红姓王，和我同姓同村不同宗，是本土派乞丐代表了。早在当年土改他就落户我们泥彩，分房分地自立门户，还在贫农团里公鸡嗓子吆五喝六吃大户，是个风云人物。

　　那时村上闹土改，贫农团里偏偏就缺乏勇敢分子，收留二红也算是以优惠条件引进了一个人才。因此他的前半生是个“职业革命家”，他也口口声声自称是“党的人”，那时村上人们称呼他都要“前呼后拥”——不但要前冠姓氏还要后加同志：王二红同志。其不凡威风你自己想象去吧。他后半生才沦为乞丐，在当乞丐上也算是“大器晚成”了。——呵呵我的意思是，直到“晚”年他才变得老“成”。因为土改分得的浮财得来容易不珍惜，很快就被他坐吃山空挥霍一空，生活没了后续，他就跑到乡公所“请示汇报工作”一探口风，说他的土地房产又被富农分子给剥削走了，敢问组织上下一次土改再甚时候进行？人家答复说：上级暂时还没有准信，王二红同志请你回村静候佳音吧。在等候期间他才被迫学了点文化糊口手艺：说喜，唱歌，凿叮铃。围绕的都是红白喜事大阵仗，而且他兔子只吃窝边草，当然这与他吃惯了本村大户的思维定势有关，他就压根儿看不惯其他乞食者那种零敲碎打挨门逐户低眉顺眼。

　　凿叮铃也叫打嘡啷（方言中这两字都读作去声），是指他入伙村里瞎福成鼓班成了一名职业锣手。凡鼓班应对的当然都是红白喜事，而且虽然“戏子王八吹鼓手”不怎么入流，可严格意义上都不算是讨吃要饭。这个，没有违反他的原则初衷。其实，他这段锣手职业生涯也不算十分久长。直到老死泥彩，除了做梦，也再没等来新的土改分浮财好事，是公家打乱了他的生活节奏，除了加入鼓班应事后来就真的逐步滑向了讨吃要饭的边缘，尽管依然拒绝挨门逐户而坚持了“吃大户”，依然不当“盲流人员”坚持了兔子专吃窝边草。经济拮据，但他精神似乎永远富有，仍然不忘时不时自我标榜说他是“党的人”，而且又跻身文艺人才有了文艺范儿。

　　勇敢分子王二红同志奉行大男子主义，他没有怕老婆一说，因为他终身未娶，也鲜有桃色新闻传颂，他的大男子主义绝无小家子气，是泛泛针对视野内所有女性。比如当年土改他坚持男不和女斗，比如入伙鼓班他拒绝女人靠近聆听奏乐……那女同胞对他又如何看待？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前半生时，村里女人一边用笤帚圪嘟追打孩子屁股一边树立榜样的力量：“你不好好念书，将来能像人家二红那样风风光光吗？”后半生时，村里女人稍有改口：“孩子呀你就听妈一句劝，可要好好念书呀，不然，那讨吃鬼二红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无论正面反面，二红一辈子都是村里的标杆式教材级显赫人物。

　　我生也晚，二红的前半生故事，我只从父辈们口中得来；打我记事，他已经凿开了叮铃打开了嘡啷。听到他有勇敢基因，但看到的却是他分明没有多少艺术细胞，艺术行道强手林立，相形见绌他就成了笨人。在鼓班里吹唢呐的，当然是一把手班主瞎福成无可替代，司鼓治印拍镲润虎老汉，他这个锣手在鼓班里屈居老幺——锣声虽然张扬可敲锣只是个学徒工岗位，“两声小镲一声锣”，大大——台，大大——台，走台步一样操作规程再简单不过，技术含量和劳动量本来双双创了最低，二红却硬是能把自己鼓捣成最苦大仇深的敲锣人。怎么回事？二红这方面缺乏起码悟性，下锤不是快半拍就是慢半拍，他的音准节奏感几乎等于零，急得正吹唢呐百忙中的班主只能伸出一只脚到他面前给他在地上踏着节拍，依然朽木不可雕。按说他在贫农团也曾独当一面鸣锣开道，那时用得是山神庙上的破锣，单挑出色而滥竽充数反倒难以充数。没办法，班主因材施教退而想出了一个笨办法，让二红手举锣锤在空中绕圈，左绕三圈“嘡”一声，右绕三圈再“嘡”一声，使劲绕，快速绕，不停绕，以极限运动来填充间隔时间，果然绕三圈正好踏上了一个“两声小镲”的节拍。只是偷懒不得，稍有迟疑就又会故态复萌慢半拍。这样子手脑紧绷总动员，敲几下稀罕不打紧，整天折腾就遭罪了。人家有位老人南海边画了一个圆青史留名，咱的二红这样紧锣密鼓卖力气，每天都要腾空画出无数个圆，却被人视同无用功。岂止无用，舞弄一天锣锤赛如舞弄一天开荒䦆头，胳膊疼得吃饭时“拿起筷子端不起碗”，脑子胀得睡觉时“眼冒金星到天明”。这就是咱们的王二红同志，擅长将简单事情复杂化，特长只在政治运动革命化。不久这个“超重型体力活”就逼得他自己知难而退了。

　　退出联盟搞单干，不打嘡啷去说喜。说喜照样离不开红白喜事吃大户，而且衔接了他的长项——宣传群众搞运动。自己给自己当班主，自己就成了当然的一把手，末位淘汰变头牌，和瞎福成班主平起平坐。麻烦在于凡一把手一切都需要自作主张自思量，紧跟潮流难不住咱。首先需要外行变内行审定说喜词，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与时俱进来改造传统说喜段子是当务之急，这个事情也难不倒咱。比如传统段子里有一句红白喜事通用的：“五男二女七子团圆，三个当宰相四个当状元”，就使用频率最高轻视不得。红事宴是对新人早生贵子的祝福，“新人下轿贵人搀，一搀搀到八宝龙凤菴”，龙凤菴里干什么，就是要龙凤呈祥早生贵子嘛。白事宴这句话又是对主家生者的赞美逝者的表功，家族兴旺功德圆满总算有了盖棺定论，足以让主人破涕为笑。只是“宰相”“状元”不复存在，照抄照搬了无新意。灵机一动，他决定对这句老套说词进行改头换面——他的修改，当然是那种并非诉诸笔墨的口头修改。改后模样就变成了：

　　“五男二女，七子团圆，三个当干部，四个当社员”。

　　级别有降，新意凸显，其中的“干部”，当然主要指的是坐镇家门口的“一方土地”，其中也包括了类似他那样的吃大户贫农团。接地气了，无形中也就打破了尊卑贵贱三六九等长了咱山里人的志气，往深里探讨是回归了人生而平等的全新理念。

　　“喜词”改定，二红信心满满。每每村人婚丧，二红就会不请自到。那时的村人理念，事宴上没有说喜的就如同衙门里没有上访的，它欠缺了应有的一份热闹一个圆满。红事说红喜，白事说白喜，这一句新改装的“七子”之歌照样可以通行无阻。

　　“老主家接喜——”

　　随着一个激越高昂的先声夺人，只见二红右手高举一张两元纸币就登台亮相出现在了事主大门口。接喜如接旨，接喜如接神，“老主家”或者事宴经领像是州府里听到堂鼓声，闻风而动，急急忙忙放下手头活计一路小跑到家门口迎宾接驾，场内人等也会立马闪开一条从大门到家门的“绿色通道”，二红在大庭广众面前众目睽睽之下吆五喝六缓步徐行，人到家门刚好喜词收尾，再深施一礼称谢一声，接过事主准备在先的三至五元钱不等然后转身。按照单位时间计算，其赚头绝不会在如今教授演讲之下；附带找回的，还有久违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贫农团感觉，精神的收入难道是可以简单用金钱来估价的吗？真是！

　　“连个嘡啷都打不好，趁早些督你的狗头去哇！”这是鼓班班主曾经为他指明前进方向的临别赠言。督狗头，就是提着打狗棍讨吃要饭。这也太低估咱们王二红同志了吧？而今每次二红说喜，鼓班也必定在场，听到二红一声叫板，按规矩鼓班也必须转入静音模式，班主是瞎子但不是聋子，看不到难道他能听不到？人家二红只凭空口白牙两元整就轻易获取名利双收，你班主一场事宴下来的辛苦所得也未必具有可比性！尽管二红大人大量不计前嫌，退场时还不忘递一棒洋旱烟孝敬班主老领导，但老领导心知肚明能好受得了？假若他有朝一日睁了眼，岂不要被活活给眼红死了？

　　可后来二红还是再次被迫转行了，他改成了并非志愿的乞讨和唱歌。

　　正是春风得意，无奈好景不长。本来我们村子就小，说喜市场十分有限，要命的是形势生变。虽然那时还没开始实行“只生一个好”，“五男二女”的提法暂时不犯忌讳，可政府却开始大张旗鼓提倡移风易俗婚丧事简办，而且习俗上也有了重大革新，比如结婚付礼，农村那时以物代钱是三升米，五升米，一米拽百行，小米子礼金突然被脸盆、铁锹、红宝书什么的取而代之，连个“小米加步枪”的过渡都没给预留，赠礼时还好意思说喜似的振振有词，比如什么“赠送新人两张锹，天天上山削圪峁。”这“削圪峁”和早生贵子“堆圪峁”就压根儿不是一个面向。事主接待他说喜付费，也不再是过去的三元或者五元现款，而往往变成是另外意义的“软实力”或者“硬通货”，比如红绸条捆着的一套书。二红虽说是“党的人”，他进过贫农团可没有进过学堂呀，红宝书再金贵，于他无论精神还是物质都算不得他能消化的“食粮”。而且，日思夜想的二次土改“二红梦”，依然遥遥无期。

　　看来必须得面对现实冷静头脑了。时势造英雄，可英雄也有脆弱时，一文钱逼倒英雄汉哪！加之年龄身体都没了优势，人说“穷不过个讨吃”，眼前无路想回头穷则思变，他就被迫回归班主指引的方向，转到“挨门逐户”和“低眉顺眼”规范上来，而且正儿八经给自己标配了一根“入行随俗”的打狗棍……

　　王二红同志，从中兴走向末路。

　　屁股决定脑袋，他放低身段开始换打悲情牌。也难免要出入红白喜事的场面，却不再说喜和张扬，窝缩在大门外角落里立等盘中荤素，少不了有时要吃哑巴亏。讨吃亟需叫卖声，于是不顾自己一副公鸡嗓子他被迫着发出了最后的“歌声”——开始了自编自唱自表演，当然，他的创作是那种纯口头文学的创作。一首主打民歌很快便这样子创作成功，歌名叫做《高高山上》，听后人们评论说英雄末路自况意味浓厚：

　　高高山上一只羊，

　　口含青草泪汪汪。

　　问声羊儿哭什么？

　　前怕刀子后怕狼！

　　应该说结合了自身体验后二红唱得还算投入，有时还真有眼泪在他昏花老眼中打转转……

　　二红后来死在离村子不远一块河塔地的避雨窑子里，时间是1970年代初。这块地在土改时他曾经分得过，那避雨窑子据说还是他当时派人开挖的。死因成谜，有人说是饿死的，有人说是冻死的，也有人说是病死的。村人就地掩埋，不料又被几只饥不择食的狐狸趁夜色刨出来撕扯得零七碎八。

　　人们说：他“后怕狼”的担忧其实是多虑了。

　　人们还说：看来浮财不养人。

　　2019年7月6——10日草于海南定安

　　作者简介：王文才，山西省河曲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